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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媒体发展趋势中的三个关键词-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演讲
作者：刘长乐 日期：2007-1-16 字体：[大] [中] [小]
演讲时间：2006年11月2日
我想讲一件有关中国的事情，但其实它对所有的华人，特别是华人传媒都有着值得思考的地方。
2006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的形象矛盾与潜在危险》。文章说，中国学者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但是这个词在如何翻译成英文的问题上就遇到了矛盾，如果翻译成“rise”（意为：升起, 发源, 起义, 高耸, 增长, 上升, 复活），那么就会有暗含中国侵略性太强的意思；如果翻译成“emergence”(意为：浮现, 露出, (植物)突出体, 出现)，则又会失去强大所
《新闻周刊》这篇报道认为，“中国崛起”这个口号已经出现十几年了，当这个名字加上“和平”二字时，国际社会不仅没有放宽心，反而更紧张了。
《新闻周刊》的报道说：就是没人知道20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大概是当前国际社会上最具活力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令人畏惧的。改变这一令人可畏的情况，可能将是中国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新闻周刊》的文章实际上也向华人传媒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让世界了解真正的华人世界，如何有效地改善华人的对外形象？如何在没有有效话语权的情况下，发出华人自己的声音？
我想，我们华人媒体首先应该改变自己的形象，然后再着手改变国家的形象。
至今，华人媒体在国际重大事件的报道上，仍然不能成为主动者。在那些重大的、突发的国际事件中，许多华人媒体成了西方媒体的转述者、转载者或评论者，没有那种直击现场的魅力，没有那种置身战火的震撼，没有那种一下子抓住人心的力量。因此，容易成为他人忽略的对象，可信度大打折扣，更无法承担改善华人传媒形象和中国形象的大任。《中国2004语录》一书曾收录了我的一句话“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为此，我想尝试提出华人传媒在当前发展趋势中的三个关键词，用以共勉与自勉。
第一：到达。
第二：超越。
第三：联合。
先说第一个词：到达。
2004年9月3日下午5点25分，凤凰资讯台突然切断正常的播出，画面上出现了俄罗斯北奥赛梯的一所学校，一场挟持与反挟持的枪战在这里打响。
在此前的一天，世界各大媒体的300余名记者拼命赶往别斯兰。还好，这里面有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不是想表达民族情绪，而是在这一行业的竞争中，华人常常是被忽略不计的。在以往的国际事务中的突发事件，华人记者迅速抵达现场进行电视直播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他就是凤凰卫视的记者卢宇光，虽然他剃着光头，样子有点像大侠。我们内部人说，卢宇光光头的含义深刻：一是说明俄罗斯局势严峻；二是说明要深入虎穴，必须与匪徒长得很像；三是说明秃顶的人留长发，长发的人剃光头。让我们重温一下当时的情景：(播放别斯兰事件录像)
当时，由于现场被封锁，卢宇光和他雇用的俄罗斯摄像背两台摄像机，5块电池，两支脚架，各负重20多公斤，从机场走25公里到达现场。他们12小时粒米未进，幸亏飞机上发了两块巧克力，不然，随时有可能瘫倒在地。
卢宇光在9月2日凌晨1时到达别斯兰人质现场，并于1小时后与香港做了联机报道。媒体到场的顺序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罗斯独立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地方电视台，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是第二家到达现场的非俄罗斯媒体。并拍到了许多独家画面。
我认为，凤凰卫视作为华人传媒报道世界重大事件，我们是以这样的姿态不断递进的：“911”解决了有没有声音的问题，伊拉克战争解决了在不在现场的问题，别斯兰事件解决了报道得好不好的问题。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大陆一家新闻权威杂志在事后发表了署名文章《反恐报道中的新闻管制与媒体自律》。该文认为，此次反恐报道现场失控，内容失控，机密信息失控，细节报道失控，血腥场面报道失控。
作者说，“一位活跃的电视记者被称为英雄，其实，这是新闻界莫大的悲哀。作为在场的新闻记者，面对326名死难者（当时公布的人数），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家人，谁能坦然接受这一‘英雄’称号呢？”、“对媒体及从业人员来说，仅仅为了经济效益和个人名声的敬业精神，说穿了是‘敬钱精神’、‘敬名精神’。”
卢宇光也看了这篇文章，他无奈地笑着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记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会逃命，只有保存自己才能完成工作。那些坐办公室的人要骂人，就让他们骂好了，反正他们不骂我也会骂别人。
我想，中国媒体真正的“莫大的悲哀”是什么？可能不是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不是所谓的敬钱或敬名，“悲哀”的是缺乏真正的职业精神，缺少专业主义激情，悲哀的是需要有华人声音的大事现场，你却听不到想听的声音。
一个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在大事现场会随时失去生命的，这一点没有人怀疑。如果没有了生命，钱和名有什么意义?我们凤凰的记者，吕宁思、卢宇光、郑浩等人上前线时，都是悄悄写下遗书的。论身份和收入，他们都是“白领”或“金领”了。所以，钱和名无法解释这些记者的灵魂和作为，甚至是对他们的亵渎。
所以，我才把华人媒体的第一个关键词定为“到达”。
要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出现我们的身影，要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存在，要让受众认知我们的作用，我们必须到达现场！尽快到达现场！
一、强烈的企图心。
也许有人会说，凤凰卫视特别有运气，什么事都让他们撞大运撞上了。真是这样吗？美国的杰斐逊总统说过：“我是绝对相信运气这回事的。并且我发现，我工作越努力，我的运气就越好。”原来，好运气并不是自动落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强烈的企图心。我们时刻都在做准备，我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我们时刻都在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人讲过一个寓言般的故事：一位名叫阿费烈德的外科医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患病器官为了抵御病变其代偿性往往比正常的器官机能更强。
在对艺术院校教授的调研过程中，他发现，一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道路，原来大都是受了生理缺陷的影响。缺陷不是阻止了他们，相反促进了他们走上了艺术道路。阿费烈德将这种现象称为“跨栏定律”，即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竖在你面前的栏越高，你跳得也越高。
事例一：我们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独力支撑资讯台。并在全球设立了41个记者站。
事例二：以黎冲突期间，凤凰派出了三路记者去往前线，实现了与战场零距离。我们向交战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派出记者，向重要的第三国叙利亚也派出记者。我们24岁的女记者温爽，正在开罗学阿拉伯语，听到战事爆发后，主动请缨，一个人提着摄像机赶往战区。没有交通工具，绕道塞浦路斯，说服一位船长，搭上一艘运送难民返回的轮船只身前往贝鲁特，上船后才知道，上面只有她一个是女性。吓得她呆在船舱里不敢出来，不吃不喝11个小时，直至到达。
在以色列方面，我们派出的是驻法国的记者严明和林平，他们前往采访的城市海法是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最多的。他们多次在爆炸之后，开着既不防弹，也无任何军事配备的小车，跟着坦克车、装甲车一起，迅速冲到爆炸现场去采访报道。我们从他们发回的报道中，经常能看到背后硝烟弥漫、弹坑处处的场面。有一次，他们跟着以军向前线推进，到达一处高地时，忽然一枚火箭弹发射过来，从他们头顶飞过。严明，包括以军，立刻凭着本能蹲下来躲避火箭弹，而身高2米多高的摄像师林平却本能的扛起机器，直接拍摄到火箭弹从天空划过的画面，严明当时非常感动。我们从画面上也感到了震撼。严明他们连续工作15天，因为天热，摄像机，手机全部烧坏，幸亏后援队上来，报道才没断顿儿。严明最后总结出的经验是：“比机器硬的是身体！”严明说，“我们只有零距离地贴近以军，在和他握手的距离之内，观众才会相信我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前仆后继，就觉得我们五组，像一个小竞赛似的，谁能冲到战争的最前线、谁能把战争的最佳的切入角度给观众，那谁就是胜利了。”
事例三：陈晓楠的三个人生极限：一是四月份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访。(据乌克兰卫生部公布的资料，在乌全国4800万人口中，目前共有包括47.34万儿童在内的250万核辐射受害者处于医疗监督之下。核辐射导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10倍多。更令人担忧的是，核辐射受害者中残疾病例上升：1991年至今，核事故导致残疾的人数增加了1.6倍，达10万人。)
本来她没想什么，但是偏偏有人问她，你们台为什么要派一个育龄期的女性去那里呢？她听了就有点发怵。等到了地方，去接他们的卢宇光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刚才我就看见一只白猪长得像马那么大，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她一听更怕了。但是，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她还是走到了距离电站很近的地方，做了采访报道，所有的串词都说的特别顺溜，一遍过。一块去的郑浩说，看来，激发人的潜能的最大因素，就是两个字：“怕死”。他们当时还说，我们的行动比战地记者英勇多了，我们经历的是看不见的无处不在的恐怖。
没过多久，以黎冲突爆发，陈晓楠又被派到了战场。这是她第一次上战场，而且是作为记者上战场。她的任务是采访真主党的高层人士。但实际上她在那里不认识任何人，也找不到接待者和提供新闻的人。为了完成任务，这个平素安静、矜持的姑娘要求自己跟所有能说上话的人打招呼，给所有能打电话的人打电话。一位意大利记者被她招呼后，直说在伊拉克见过她。实际上肯定认错了人。咱们晓楠将计就计，马上就给人家打电话，还到他的房间去套近乎，打听新闻线索。这意大利哥们还觉得晓楠对他有意思呢。就这样一点点找线索，晓楠终于采访到了真主党的重要人物。
三是报道青藏铁路开通，上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因为去的急，她什么准备也没做，但到了那里，受不了了，高原反应强烈，躺下了。那天晚上，她听人家说，有的人反应严重，睡着觉就睡过去了。她怕睡过去，就把所有药瓶的盖儿都打开，然后，试试电话通不通，叮嘱摄制组的同事有事打电话，好像要发表临终嘱托似的。但这一夜平安过去了，她精神大振，到了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现场主持连口大气都不喘。制片人说，咱们还是得喘几口气，要不让人家看着太轻松了。
这一切，都显示了我们“到达”的决心。
二、强力的保障措施。
1、成立新闻别动队，时刻待命，一专多能。
新闻别动队工作描述：
（1）别动队成员需要具有外语、拍摄、计算机、写作、形象和旅行证件等方面的优势；
（2）别动队的工作性质为：以短促突击方式迅速到达新闻突发地点，进行卫星现场直播报道，并使用卫星或计算机传回深入报道新闻片；
（3）在设备方面，目前有两套海事卫星归别动队使用，并且常备四名摄影师。此外，还需专门配备个人手提电脑和小型DV机；
（4）将以香港突发事件为范例进行相关技术训练；
（5）手提电话24小时开机。
2、财务保障
突发事件可不按程序借款。
资讯台设立钱箱。对一线记者的用钱全力保障。
3、 把直播变成工作常态。
以前我们香港本土的同事习惯于按部就班，甚至不能接受中断播出进行直播的做法。为此，我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申什么叫直播，把直播作为新闻频道的工作常态明文规定下来。经过几年的磨合，香港的同事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快节奏的播出方式，有了突发事件，两三分钟之内，直播就开始了。2006年1至10月，凤凰资讯台共直播了161小时19分钟，直播419次，其中突发事件直播99次。
凤凰的口号是大事发生时我在场，大事发生时看凤凰。但是，如果大事发生时，凤凰总是成为华人媒体中第一个到达或是唯一一个到达的，那感觉决不仅仅是自豪，恐怕还会有些许的悲凉。
最大限度地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尽可能多地把新闻传达给大众，尽可能多地把客观事实展现给社会，尽可能多地瞄准民众关注的焦点，这是华人媒体取得国际“认可证”的首要条件，“到达”现场是迈向这条件的第一步。
孤军和奇兵有时可以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但如果想在整体战略上胜人一筹，一定需要更强大的突击力量。也就是说，需要我们所有的华人媒体都要克服各种困难和观念上的障碍，在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现场播报。
尽管我们不愿看到灾难和战争发生，但不可否认，一个媒体若不能真正面对重大事件，不能深入探访报道，你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传播的大棋盘中出局。
第二个关键词：超越
2006年4月，《亚洲周刊》发表文章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理论界关于反思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不过，从地方执政的高官到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对这场争论直接表态。他们摒弃争论，绕过语言漩涡，超越政治标签，摆脱意识形态之争，着力解决具体民生问题”。
文章认为，这是中国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更大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困扰了中国100多年。
1872年，由李鸿章主持，在香港成立了招商局。这是中国试图走向工业化而兴办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也是开始洋务运动的标志事件。此后，招商局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民族工商企业：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条电话线，第一条铁路……
中国近代的工业化道路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仅仅相差四年。
但是，从招商局成立之初，意识形态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顽固派反对的理由之一是卖国：“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之二是危及国家安全：“西人尚无疑问，华人偏增多口”。之三是损公肥私：“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之四是导致贫富不均：“夺小民生计，资敌人深入”。争论使招商局举步维艰。因此，在20年这个相同的时间单位里，中国仅修建铁路百余公里，而日本则修筑了3000英里。
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的命运又使招商局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
1978年10月，袁庚的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也是在上报中共中央三天之后获得认可。但是，按照当时中国普遍的思维模式，袁庚的报告简直是一份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对袁庚的攻击也与李鸿章时代对招商局的攻击惊人地相似：
其一是卖国。反对者影射蛇口类似于旧中国的租界。
其二是挑战国家体制，威胁国家安全。
其三是损公肥私，乱发奖金，倡导拜金主义。
其四是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不公。
招商局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历史的重复，国家就是在这种重复的悲哀中落后了。
100年过去，“主义”不同了，说法似曾相识，这说明意识形态至上会导致把保守当忠诚，把僵化当原则，严重干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极端的、强化了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和华人的影响相当负面。
邓小平曾经说过，“国际关系的历史不是看社会制度”。超越意识形态是中国走向科学和成熟的标志。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道墙，那么墙上一定要有可以互相来往的门，有可以透气的窗。对于华人传媒来说，超越意识形态正在成为我们的共识。
一是不自恋，顺大势。两层含义，一种是反对自以为是的文化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一有观念上的碰撞或误解，总是归咎于他国他人。另一种是关门主义，自我设限，不让别人进来，我也不到你那儿去。台湾的“联合报系”在美国办的《世界日报》，以前很少刊登大陆新闻，偶有发表，也是负面居多。但最近两三年，为了抢占新移民市场，该报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做出了巨大的投入。“大陆新闻”的数量几乎与“台湾新闻”相等。并且经常刊登一些正面消息。而大陆自2002年批准凤凰卫视资讯台在内地作“有限度落地”后，先后批准星空频道、华娱电视、多家境外电视台在内地作有限度广播。境外卫星频道的数目增至逾30条，这样的融合，提高了新闻的质量，拓宽了民众知情权，壮大了华人媒体的声势。
二是不呐喊，说真话。许多海外华人媒体感到，大陆新闻的“供给”存在多项缺陷：虽然愿望很好，调门很高，但内容往往不是海外读者最需要的或是最想知道的。还有的对真实情况遮遮掩掩，不知所云。大陆传媒学者展江说，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凤凰卫视在这方面提出“以善意报道真相”。如我们对内地“SRAS”、“艾滋病”、“矿难”、“禽流感”等事件的报道，即反映了客观事实，又得到了海外和内地的认可。我们将此概括为：国际规则，华人角度，内容真实，表达善意。
三是不偏激，求公信。去年，中国一些城市举行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游行，一则“两名留学生在日被害”的假新闻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网页上。这条挑拨离间的假新闻传播就是利用了一些华文传媒的偏激情绪。与此相反，我们则派出驻北京的记者采访了日本留学生，请他们谈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和自己的生活，做了大量给偏激情绪降温的工作。虽然当时有些观众对凤凰不满，但事后，凤凰的公信力得到了许多国际传媒的认可。
四是不树敌，练内功。对于华人媒体来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标志着必须以华人利益为最高准则，对外，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没有实力也没有利益要与西方强势媒体交锋)；对内，则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相互尊重，不搞争论。我从媒体上读到了台湾东森媒体集团主席王令麟的理想：“华文媒体不可能成为主流媒体’，我的理想是让我们来打破这个魔咒。”他的话让我感动，也更坚定了我们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共同进步的信念。凤凰卫视有30多位台湾籍主持人和记者，其中一些人的政治观点与本台并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同心同力维护华人的话语权，我们的职业道德高于个人的政治立场。台湾记者的敬业精神和不同观念使凤凰获益，呈现出更加包容、更加国际化的态势。今年8月15日清晨，凤凰驻台北记者颜嘉璐等人采访台湾原住民示威者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面对在日本警方的阻挠和驱赶，面对日本的黑道分子的威胁，采访到了第一手的新闻，表现出了很强的职业精神。
总之，超越意识形态，就是把新闻回归为新闻，坚守客观真实性，秉持中间立场，争取中间读者，树立起华人媒体的正面形象。
第三个关键词：联合
6年前，台湾的电视主持人谢亚芳正式加盟凤凰时，当时，别人问她，什么是凤凰？今天当她再回台湾时，别人又问她，怎样才能加入凤凰？
这说明，凤凰的确是长大了，凤凰和鸣，声音也嘹亮了。2003年的时候，我曾提出“以华人媒体的合力发出强大声音”的期盼。现在，在全球传媒掀起一次又一次并购浪潮之时，华人媒体兼并联合，做强做大，走集团化、多元化道路，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界倡导“凡是小的就是好的”社会理念，建议把大企业化整为零。理由是小企业善于适应信息社会的多样化、非标准化的要求。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利润出现危机，并购浪潮飙升，此时在一个行业里只有做得最好、最大规模的企业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又有人提出企业只有做大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抵御风险。
信息的整合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语世界中便已出现。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派驻各地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它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为战后的“美国世纪”奠下重要的基础。
进入“信息就是财富，新闻就是权力”的时代，媒体的整合更是风起云涌：新闻集团将FOXTEL（澳洲）、英国的天空电视、香港的STAR、BSKYB（美国）DIRECTV（美国）及福克斯娱乐统统收入麾下；维亚康姆从最初的少儿频道到收购派拉蒙、布洛克巴斯特、CBS、BET成为全球媒体五虎之一。我作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世界媒体的前5名：时代华纳、迪斯尼、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的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438亿美元，最少的(新闻集团)为174亿美元，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十四个大项。
相比之下，华人媒体的规模、财力、物力和人才都处在弱势地位，这种地位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改变。许多传媒人都意识到了整合扩大的必要。
《亚洲周刊》总编邱立立本先生认为，目前全球华人紧密互动的暖流，也是信息的暖流。全球华人社会不再是割裂的信息板块，不再是彼此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地，由于亲情的密集交流以及商情的紧密联系，全球华人社会也是一个全球的信息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我们欣喜地看到，华商张晓卿先生在参与收购了《星洲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和北美三地《明报》、《亚洲周刊》等媒体之后，再一次投资中文媒体，最近又收购了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张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根本就无法跟其它同行竞争……”所以他一再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目的就是要加强华人传媒的发声分贝。这种在市场化中华人传播业向媒体寡头发展的趋势，从中显示出华人与时俱进，在国际传播舞台上不甘示弱的企图心。
凤凰卫视也在为此付出努力，1996年凤凰创建初期，只是一个单频道的电视台，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已发展成5个频道(英文频道也将开播)，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拥有周刊、互联网、出版、流媒体等多种传播系统。不久前，中国移动入股凤凰，凤凰与中移动的结盟，使这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首次进入媒体行业，而凤凰可以藉此大力发展3G手机内容提供业务，从而丰富了网络电视媒体的传播战略。凤凰此举，也为华人跨媒体整合的创新和突破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中国内地媒体的整合也是如火如荼，纷纷以成立“集团”的方式进行重组，以图强大。2004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与美国第二大卫星电视公司——“回音之星”EchoStar合作通过Dish Network，推出中文“长城平台”套装。此套装频道包括中央四频道及娱乐、戏曲、电影、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6个频道，同时还有凤凰卫视、亚洲电视和华夏影视等电视台的节目。这些节目包括有12个普通话频道、2个粤语频道、1个闽南语频道、1个英语频道和西班牙及法语频道各1个。此外，还有包括北京台上海台等7个省、市台频道。是一个全方位展现今日中国的“平台”。
但整合、做大并不是垄断。垄断不仅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也会使全体华人媒体的活力受到影响。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新加坡的华文报业，为开拓多媒体平台同样付出了努力，尽管传统报纸向多媒体集团发展在亚洲尚不多见，但《联台早报》进军网络和电视领域，为华文报章的发展壮大，探索出一片新天地。
(资料)《联合早报》的平日发行量约为20万份，星期天22万份，新加坡读者人数约75万。在中国大陆、香港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联合早报网是海外最重要的权威新闻网站，每日页览量达到320多万，其客观新闻和深度评析受到众多亚太区读者的喜爱。
对华人传媒领导者智慧的考验：如何做大做强，如何正确处理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在考验着华人传媒领导者的智慧。利用联合的手段，争取规模的扩大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吸引更多的受众，华人媒体向世界发出最强音的愿景，一定是可以期待的。